9.6 分收官，比这更好的美剧也不多了 -

由汪功伟参与改编的英国同名喜剧衍生作品《无耻之徒》，作为一部始于2011年的美剧，在2020年12月迎来了其第十一季的播出，这也是该系列剧的最终季。

《无耻之徒》（2020）以芝加哥南部一个濒临贫困线的大家庭为核心，围绕盖拉格家族七位成员及其邻里展开，通过一系列令人捧腹、笑料百出的剧情，展现了底层生活中的戏剧性冲突与温情瞬间。

弗兰克·盖拉格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成年人，其余六名成员皆为其子女，然而他却日复一日沉溺于酒精，神志恍惚间展开着荒诞不经的都市冒险。

尽管《无耻之徒》中的六个子女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关怀与责任感，但他们在家庭关系中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失序与自我毁灭倾向。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剧作并未完全缺失温暖的情感内核，反而在粗粝的叙事中暗藏细腻的温情脉络。全剧跨越近十年的时间维度，十一季的编排呈现出碎片化的叙事特征，每一季都如同独立画作般存在，缺乏明确的主题线索与统一的叙事脉络，整体风格更接近理查德·汉密尔顿的波普艺术拼贴手法。作为普通观众，我更愿意分享个人化的观剧感受，虽然文中偶有使用「我们」进行泛指，但这绝非暗示某种普遍性，仅仅是为了表述便利。

作为一名专注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研究者，在初次接触《无耻之徒》这一叙事时，我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在保持批判性思维的同时，尝试理解一个缺乏制度约束的社会现实？这种认知调适过程对我而言颇具挑战性。剧中弗兰克长期挪用政府救济金的行为，本质上揭示了福利体系与人性动机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他的行为模式恰似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批判的福利国家困境——当社会保障机制本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时，却可能在无形中助长了类似弗兰克的道德滑坡现象，这种悖论性存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弗里德曼关于福利国家可能催生依赖型个体的论断。

当弗兰克假称偏头痛发作而领取医疗补助时，他那在排队过程中对真正患病者的嘲弄行为，令我难以抑制内心的质疑。然而，作为不得不面对这类议题的观者，似乎无法维持与剧中道德困境的「安全距离」。幸运的是，哲学学习者被教导要培养自我反思的意识，这种思维习惯恰恰是任何哲学教材开篇都会强调的核心。在批判《无耻之徒》中角色行为时，我同样需要审视自身：为何选择发声或沉默？正是这种双重审视，为道德判断提供了反思的空间，进而孕育出某种理解的可能。

和解的最初可能性源于我对自身观众身份的清醒认知——我应当提醒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观看者，而非任何行政体系的审查者。无需拘泥于那些僵化的规范去割裂这部美剧的趣味，只需坦然接纳其中的性暗示、酒精元素以及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生存策略。当弗兰克一家从养老院「借」来一位记忆模糊的老人顶替亡故的姑妈，以此蒙混过关联邦机构的社保核查时，我们应当用笑声回应而非蹙眉评判。艺术的本质本就是对现实的梦幻重构，谁又能保证自己在编织梦境时，不曾涉足那些令人「面红耳赤却酣畅淋漓」的领域？

这种和解仅停留在表层，实则是对自我内心「超我」规训的妥协，或是对道德审判者的逃避。在我看来，真正的和解应建立在深层理解之上，即主动接纳《无耻之徒》所呈现的破碎世界。这种理解首先体现为价值共识的达成，因为剧作并未彻底否定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在某些场景中，我们反而更深刻地感知到某些价值的珍贵：当伪装成姑妈的骗子被送回养老院时，小女儿黛比在目睹这位「一日姑妈」为自己准备的甜点后，眼中含泪地注视着这段短暂却真挚的亲情；当伊安的同学曼迪企图强暴伊安未遂，导致曼迪因自尊受损而让兄长代为伸张正义，最终伊安坦白同性恋身份后，曼迪立刻接纳了他，两人因此建立起超越世俗偏见的深厚友谊。或许正是在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框架中，这些温暖瞬间才愈发显得震撼人心。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无耻之徒》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教化观众。若观众期待通过该作品获得关于人性普遍规律的感悟，或许更适宜选择传统的好莱坞主旋律电影。因此，要深入理解该世界的复杂性，则需要突破普遍价值观的框架，转而关注剧中每个角色所呈现的独特生存状态，特别是作为父亲形象的弗兰克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与生活哲学。

在《无耻之徒》这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群游离于现代社会核心结构之外的群体——他们既不卷入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也不参与现代民族国家中权力机构与公民之间的持续博弈，更未经历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异化焦虑，也拒绝接受身份政治对平等价值的制度性建构。这种「非工人的非阶级」身份特征，使他们既脱离了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也摆脱了集体政治行动的宏大叙事，从而在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工业体系与身份政治共同构成的社会场域边缘，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所谓的工作伦理与公民责任保持疏离，这种疏离本身或许正是对现有社会规范的深刻反思——倘若工作伦理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倘若公民责任的内涵仅是权力与服从关系的合理化表达？

从这一视角出发，弗兰克一家最初令我蹙眉的生存策略，反而勾勒出突破马克斯·韦伯所言「铁笼」的路径。这种逃逸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更触及精神领域，因为他们不因这些策略而感到羞耻（即shameless）。多年前在豆瓣读书平台上曾有 reader 推荐《资本主义个人反抗指南》，试图通过重塑生活模式来「抵抗」（更准确地说，是逃逸）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系。我认为，每位渴望突破既定路径的人都能从中汲取宝贵启示，而《无耻之徒》则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

然而，我们亦不可用过度理想化的视角去审视这种生活形态，如同忽视其中潜藏的焦虑、悲痛、困顿与愤懑，仅聚焦于其冒险特质带来的新鲜感与刺激性。实际上，每集都揭示了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潜在冲突。这种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对既定秩序的叛逃，因此必然遭遇制度层面的反制——在《无耻之徒》中，角色们持续通过各种手段维系生存，当策略失效时，他们最终可能被迫接受系统的规训，并面临相应的惩罚。

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不能简单地归为存在主义层面的自我选择，更不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历经沉思后作出悲剧抉择的现代英雄。相反，我们观察到的恰恰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日常琐碎，其间的挣扎与困顿并未承载命运的戏剧性重量。这种状态更接近反英雄的逆向抉择，尤其体现在弗兰克父子关系中：子女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依附与沉沦，很大程度上源于父亲所谓「逃逸」行为的不负责任。在此不得不指出，这种逃避不仅重塑了家庭结构，更在潜移默化中助长了代际间的失衡。

真正的理解往往意味着接纳与和解。然而，当我将这一观点与一位作家朋友分享时，他却提醒我警惕当下微信公号盛行的「深度报道」陷阱：那些执着于挖掘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叙事，常在持续追踪中由最初的抗拒演变为某种程度的「居高临下」式认知。正如史蒂夫曾对菲欧娜说的那样：他目睹无数人试图为他人而活，唯有菲欧娜始终在自己的时空中舞蹈。她无需刻意寻找自我，因为真正的自我从未离开过她的灵魂。

剧中人物对「被理解」的渴望并非其核心诉求，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自身逻辑中构建存在的意义。从文学视角观之，这些角色恰似现代版的堂吉诃德——以近乎荒诞的方式对抗世界的荒诞性，其行为虽常令人费解，却暗含着坚韧的生命力。弗兰克在经历肝移植手术后仍无法摆脱酒精的束缚，当再次举杯时，这种与生命抗争的姿态与堂吉诃德挥舞长枪冲向风车的意象形成镜像。这种极端的和解困境最终指向哲学诘问：我们究竟该以何种态度面对那些拒绝被理解的艺术表达，以及这个本身就不易被理解的世界？

然而，这也意味着我们逐渐融入了剧中人物所栖居的荒诞却充满层次感的生活境遇：在特定时刻，内心深处可能浮现出一种诱惑——让我们（即便只是短暂地）化身成荒唐的堂·吉诃德，沉溺于个人癖好而漠视周遭世界。当抵达那般难以救赎的、略显污浊的「逍遥」境界时，我们便与《无耻之徒》实现了本质层面的和解：此时无需再进行主动的、强制性的理解，因为自己在内心深处也不过是弗兰克、菲欧娜、利普或伊安的另一种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