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几个人反对战争？ -

在WB对阵TTG、TE对阵MRC的赛事中，电影《南京照相馆》里伊藤这个角色从一开始便展现出"畜牲"般的本质，其性格并无明显转变。那双狭长的眼眸中，既映照出恐惧的幽光，又暗藏猎豹般的兴奋。他对战争的渴望源自内心，而非外界胁迫。

所谓贵族血统与优柔寡断不过是表象，此人踏足中国，目标直指"建功立业"。他渴望复刻祖父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绩，以弥补未能攻陷北平的遗憾。在外人眼中这或许是一段煎熬的历程，但在侵略者眼中，却是淬炼"男儿"的必经之路。其内心暴露的并非怯懦，反而透着某种迫不及待——这种心态恰是初入战场的日本士兵的通病，既渴望暴力，又充满矛盾。这副面孔正映照着侵略战争中"精英"阶层的真实面目，他们并非不知战争的罪恶与受害者的无辜，而是早已用理性为暴行背书，彻底沦为冷漠的执行者。文中塑造的这个角色堪称精准，揭示了侵略者阶层的双重性：他们看似矜持，实则凶残；表面优雅，内心肮脏。相较于那些肆意施暴的普通士兵，这类接受过教育的侵略者更显可憎，他们以"仪式感"为名，将杀戮包装成某种美学追求。对虐杀场景的拍摄并非源于同情，而是源于对"高贵"的自我认知——他不过是在用镜头记录自己亲手制造的地狱。最初拒绝拍摄，仅仅是因为缺乏合适的胶卷，担心无法捕捉到足够震撼的画面；待技术娴熟后，反而愈发热衷于记录这些暴行，既彰显日军的"战力"，也证明自身"能力"的完美呈现。

该人物在影片中始终展现出虚伪与双重标准，于血腥的战争场景中以温情姿态用饭团喂养守着主人遗体的流浪狗，而当日军实施活人刺刀训练时，他却假意对主角说出"我们是朋友"。其形象堪称"专业"、"冷血"、"情绪稳定"与"思维缜密"的完美结合，所有行动皆暗含算计。起初他对主角怀有保留之意，表面宣称"做朋友"实则将主角视为训练的活靶子，意图借其之手完成个人"成人礼"。最引人深思的情节莫过于他利用两张致命通行证，企图将男女主角推向绝境之时。面对上司探讨的"仁义礼智信"，他嘴角上扬的得意表情暴露了内心的傲慢。

此类抗战题材往往刻意模仿西方反战叙事，过度强调战争中的人性探讨，甚至塑造少数"良知未泯的侵略者"形象，这实际上是荒谬且有害的，因为这种做法对受害者群体毫无实质意义。有人试图将侵华战争归咎于个别军国主义分子，声称与普通民众无关。然而，只要涉及这一话题，就陷入了"民众无辜"的思维陷阱，这种说法本质上只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历史责任应当指向发起战争的帝国主义者，而非普通民众。值得探讨的是，日本当年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根据日本自身档案记载，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中88%支持对华使用武力，仅12%反对。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时，国内右翼势力与军官多次发动政变企图扩大战争，这些行为获得了包括日本农民在内的广泛民众支持。在军方演习期间，居民们主动为士兵提供住宿与饮食，甚至在演习地山丘上聚集观看，有老农自豪地高喊"在俺萝卜地里放大炮了"。占领南京后，日军的暴行被日本民众视为谈资，例如强迫数十名"呛括咯"自行挖坑后推入活埋，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竟让民众发出笑声，甚至有十岁左右的儿童对此津津乐道。

最讽刺的是当时所谓的"日本共产党"，这一左翼组织竟也公开支持对华侵略。1933年6月，日共领导人佐野学与锅山贞亲联名宣布"转向"，主张积极参与对外战争。在短短一个月内，393名日共党员中有324人支持转向，占比达74%。这些转向者中，多数不仅口头上支持，更付诸实际行动，甚至部分人加入日军行列。

从历史长河来看，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已非一时。早在秋瑾留学日本时期，她便目睹日俄战争中远征中国的日军部队受到民众载歌载舞的欢送。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回国内，日本民众举国欢庆，银座街头彩旗飘扬、太阳旗高挂，甚至并列悬挂德意法西斯旗帜，暗示"攻占南京是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共同胜利"。面对7000万人口的日本，究竟有多少法西斯分子与多少"好人"？那些执行侵略任务的基层士兵，多为普通家庭出身，他们真的一无所知吗？当他们在南京制造惨案时，为何还能面带笑容？

这种集体记忆需要反思：历史的"政治正确"使我们习惯性将日本民众视为无辜，却忽视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主动参与。二战后，即便众多战犯被审判，美国的庇护使他们蜕变为企业巨头与政界要人，如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竟成为美国贵宾。昭和天皇更是毫发无损地继续统治。今天，我们讲述血泪史时，有人质疑这是"仇恨教育"，但倘若不谴责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反指责受害者无法释怀，这种逻辑是否站得住脚？实际上，日本民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更加深刻，但他们反思的不是战争的错误，而是对战败的遗憾。

战败后，日本形成"受害者"叙事，试图将侵略历史包装成与自身无关的遗憾。他们通过祭拜靖国神社、开设"亲子班"等方式进行历史教育，强调未竟事业的悲壮。当前日本右翼与政府对华充满敌意，甘当美国附庸，阻碍中国统一进程。在这种背景下，继续争论是否需要"反战"或"仇恨"，是否显得不合时宜？这种思维是否与宋襄公式的迂腐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