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几个人反对战争？ -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中，伊藤这个角色从出场伊始便如同一头"畜牲"，其本质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他那双小眼睛里闪烁的不仅是恐惧，更有难以掩饰的亢奋。这种复杂情绪的交织暗示着他并非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选择投身战场的个体，展现出一种扭曲的自我驱动力。

出身贵族与怯懦性格仅为表象，这位侵略者来到中国的核心动机在于"建功立业"。他渴望重演祖父在甲午战争中未能实现的功绩，填补未能攻陷北平城的遗憾。在普通民众眼中，这或许是一段残酷的试炼，但对侵略者而言，却是淬炼"武士精神"的必经之路。其表现并非单纯的怯懦，反而透出迫不及待的欲望。这种矛盾心理恰恰是初入战场的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写照——既渴望屠戮，又充满犹豫。他们展现出的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侵略战争中"精英"阶层典型的伪善面孔。那些受过教育的侵略者比盲目狂热的底层士兵更为可憎，他们深知战争的暴虐与平民的无辜，却已通过自我洗脑达成麻木。这种角色设定深刻揭示了侵略者内心的扭曲，正如日本文学影视作品所展现的，他们从不真正善良，只是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暂时的怯懦。一旦沾染鲜血，便会比普通士兵更具暴戾。表面的温文尔雅不过是遮掩其本性的伪装，而内在的残暴才是其真实本质。多数人或许难以察觉这种伪善者的本质，但其邪恶程度远超那些肆意妄为的普通士兵。他需要的不仅是战争，更是一种仪式感。对杀戮的冷漠与对日军暴行的旁观，本质上是其精心构建的心理防线。最初拒绝拍摄战犯照片，是因技术限制，担忧画面不够震撼；然而当条件成熟，反而更热衷记录残暴场景，既展示日军的"战功"，也彰显自身的"技艺"。

影片中的人物始终展现出虚伪与双重标准，即便在腥风血雨的战争背景下，他仍以伪善姿态用饭团喂食守着主人遗体的流浪狗，而日军却在进行活人刺刀训练。面对主角时，他故作深情地说“我们是朋友”，实则暗藏算计，将主角视为磨刀石。其“专业”、“冷血”、“情绪稳定”和“思维缜密”的特质，早在剧情初期便显露无遗——他刻意延缓对主角的杀戮，表面示好实则谋划，最终目的竟是亲手结束主角的生命以完成个人仪式。

最令人震撼的场景莫过于他利用两张致命通行证，将男女主角推向绝境之际。与上司探讨“仁义礼智信”的过程中，他嘴角上扬的神情暴露了内心得意，仿佛在宣示对中华文化的“正统”解读。这种将人性刻画为战争工具的叙事方式，实则是对历史的扭曲。过往抗战题材常刻意模仿西方反战作品，试图通过侵略者的人性光亮点来宣扬反战理念，这种做法既缺乏历史正义性，也忽视了侵略本质。

关于“民众无辜”的论调，实则陷入语言陷阱。根据《日本人民为何选择了战争》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东京帝国大学88%学生支持对华使用武力。《日本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指出，日本农民群体持续支持扩大战争规模。而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更披露了日军侵华期间获得民众支持的细节，包括农民提供后勤保障、民众围观军事行动等。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南京大屠杀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记载日本民众将暴行视为谈资，甚至有少年以“呛括咯”等残酷事件为乐。

日本共产党亦未能幸免，1933年6月佐野学、锅山贞亲公开转向支持对外战争，短短一个月内324名党员追随其行。历史真相揭示，日本民众的法西斯倾向远超想象。从秋瑾留学时期日俄战争中民众夹道欢送的盛况，到南京陷落后举国庆祝的狂欢，法西斯旗帜与日、德、意等国旗帜并悬，宣示着战争的“国际性”。更值得深思的是，日本战败后7000万民众被重新定义为“无辜受害者”，而当年参与侵略的普通士兵多为贫苦家庭出身，他们在屠杀中掩饰的欢笑是否意味着对罪恶的无知或共谋？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战犯的庇护更显讽刺，如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被纳入美国智库，昭和天皇未受任何审判。当下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美化侵略历史，将“解放亚洲”包装为正当行为，甚至通过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开设“亲子班”等方式进行历史教育。在宣扬“大东亚共荣”时，日本始终拒绝承认战争罪责，反而将责任推诿至“上辈子”的虚无概念。这种历史认知的偏差，使得日本社会长期缺乏反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