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李善德可以不运荔枝吗？ -

在观看《长安十二时辰》时，尤其是目睹李善德为完成岭南荔枝转运任务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与挫折，一个颇具思辨意味的疑问自然浮现：李善德是否可以选择放弃这份使命？然而，从叙事逻辑来看，“转运荔枝”恰恰是支撑故事发展的核心前提，其不可置疑性如同圣旨般神圣。这种对任务本质的追问，恰与剧情中权力结构形成镜像——当圣旨颁布后，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即便明知其荒谬与不可能。这种强制性的执行框架，也恰恰成为检验人物意志与智慧的试炼场。至于最终任务能否完成，则是故事赋予观者的另一重思考维度。

《长安的荔枝》通过唐代官吏与现代“打工人”这一看似熟悉的对比叙事，使大鹏将马伯庸重构的历史故事与当代职场人的处境相勾连。影片从拍摄手法、叙事视角到宣传策略，均刻意强化这种跨时空的共鸣，将李善德塑造为盛唐时期官僚体系中的“打工人”形象。开篇李善德的独白中，创作者巧妙嵌入当下流行的网络梗，让观众在情感层面迅速产生代入感，为其后续角色认同提供情感支撑。这种设定既包含商业营销考量，更重要的是通过“小人物”在强权压制下的坚持与抗争，为当代打工人提供现实困境的投射空间与精神出口。然而深入分析可见，李善德与当代打工人存在本质区别。据其自述，他是通过明算科入仕的官吏，虽地位低微却已跻身士阶层，与普通平民有身份差异。马伯庸与大鹏在强调两者相似性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制度结构的差异——李善德虽为“芝麻官”，但其身份仍属士族，而现代打工人则常处于社会底层。日本学者堀敏一在《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中指出，良贱身份制是古代政府治理民众的核心机制，李善德作为“士”阶层成员，其处境远非单纯的社会经济地位问题。

影片中“运鲜荔枝”任务的叙事呈现出双重逻辑。李善德若拒绝对圣旨的执行，将面临生命威胁甚至家族覆灭，这种生存压力与现代打工人拒绝加班可能产生的职业风险形成微妙对照。但随着故事推进，李善德在岭南的计算实验逐渐揭示其动机的转变——原本被动接受的使命，已演变为对数学思维的主动追求。这种转变源于其明算科出身的专业背景，他如同现代科学家般执着于数字的纯粹性与规律性。电影通过快速剪辑与动感配乐，将这种计算激情具象化为视觉符号，展现出技术理性与人格主体性的复杂交织。汉娜·阿伦特在《心智生命》中提及的“沉思”本质，恰在此处显现：当计算成为纯粹的思维实践，任务本身便获得超越现实约束的哲学意义。尤其在杨国忠介入后，原本受限于局部空间的计算活动，随着权力扩张获得更宏观的制度视角，这种现象与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形成隐秘呼应，暗示工具理性可能吞噬个体价值。

李善德的自我驱动力揭示了更深层的主体性困境。他将运送任务视为理性难题的解决过程，这种对真理的痴迷涉及技术理性的双重维度：既是对计算本身的信仰，也是对现实问题的主动干预。值得注意的是，其“积极”计算背后还包含个人利益诉求——成功运荔枝不仅关乎官场生存，更与其家庭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将私人需求嵌入公共任务的机制，折射出传统官僚体系中权力与责任的复杂关系。当计算激情扩展为制度设计时，李善德试图用数学模型重构整个物流系统，这种试图消解个体差异的企图，恰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均质化认知原则相契合。然而现实的官僚系统与地方治理结构始终存在多元性，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运送计划的失败，也凸显出技术理性与权力结构在历史实践中的局限性。

李善德运送鲜荔枝入长安时，木棉花自其行囊中飘散，这一细节被电影巧妙重构——传统叙事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宫廷意象被置换为“一骑红尘妻子笑”的私人承诺。这种叙事转换既赋予当代观众更贴近的情感共鸣，也为李善德对运荔枝方法的执着提供了情感动机。早在长安临行前，妻子嘱托他带回岭南木棉花的温情瞬间，已悄然将原本极度危险的公事转化为浪漫的私人使命。

随着李善德在岭南结识苏谅、阿僮与林邑奴等友人，这些关系逐渐赋予运荔枝任务以新的意义。当原本具强制性的“皇帝差事”被转换为与友人合作的集体努力时，其本质的压迫性得到弱化。这种双重转化机制使得李善德能够将任务重构为个人情感的见证，最终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完成使命。这种“自我心甘情愿”的状态恰好印证了福柯笔下规训的现代性特征——通过将外在约束内化为个体“良知”，构建出自我规训的微观权力体系。

电影后半段呈现的李善德困境尤为深刻：在官兵砍伐阿僮的荔枝树、苏谅遭背叛、驿站征夫逃亡以及杀手 massacres 运夫群体等事件中，他始终未选择停步。这种“不可停下”的状态背后，既包含对生命政治的深刻揭示，也暗含对技术官僚思维的批判。当李善德质问杨国忠时，其手段仍然是数字计算，这暴露了他将人类生命简化为数据单位的思维模式。这种分析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马伯龙为何塑造李善德为明算科人才——其背后暗含对现代性治理逻辑的深刻映射。

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现代政府管理重心从“让人死”转向“使人活”，权力技术通过工具理性操控个体生存状态。阿伦特所说的“劳动人”概念则揭示出：现代人逐渐将生物性生命（zoē）作为生存的核心，而忽视了作为政治存在的生命（bios）。李善德对驿站百姓的计算与漠视，正是这种生命政治的典型表现——将普通民众降格为数据统计对象，而遗忘其作为个体的尊严与主体性。

导演通过赋予李善德私人情感维度，试图重塑其作为技术官僚的形象。然而这种改造反而强化了系统运作的暴力性——当驿站征夫通过逃跑实现最基本的“不参与”抵抗时，其政治意义远超李善德对杨国忠的质问。这种对比揭示出现代性困境：在“无思”的技术官僚逻辑中，个体的反抗要么被消解为工具理性，要么沦为权力体系的附庸。李善德的“荣耀式”质问，实质上是现代官僚系统赋予个体的伪善性展演，与艾希曼在法庭上宣称的“遵从命令”形成互文，在规训与惩罚的现代性框架中，这种“不参与”的地下抵抗或许更具历史真实。

影片通过杨国忠与鱼朝恩在"运荔枝"事件中的权力博弈，揭示了封建官僚体系中责任转嫁的荒诞性。李善德最终以质问权臣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这一情节映射出当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从艾希曼到现代人，盲目服从的思维惯性持续蔓延，个体在明知指令不公的情况下仍被迫执行，用"上有老下有小"等遁词为惰性辩护。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认知与行为的割裂，人们清楚理解某些行动会造成系统性伤害，却在现实层面选择沉默。这种自我分裂的生存状态，最终在电影高潮处得到突破——当银幕角色代为发声时，观众得以完成压抑已久的道德行动，通过角色完成自我救赎，走出影院后便能重塑现实生活。这恰似我们当下社会的镜像：在系统性压迫中保持清醒，却始终难以突破结构性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