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荔枝到外卖大战：千年未变的成本转嫁困局 -

尽管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历经波折，但同名电影却凭借其独特叙事持续引发热议。据2025年7月23日数据，该片上映6日便斩获3.21亿票房，作为影片观众与原著读者，笔者以《科技眼・看世界》栏目为平台，试图剖析电影所折射的现实命题。小说中，当圣人下达"岭南荔枝三日达"的指令时，这个看似荒诞的任务竟成为李善德命运的转折点。作为文官却需面对精密如数学计算的运输难题，其运送过程恰似一柄利刃，剖开了盛唐盛世表象下的社会病态：皇权的恣意妄为与官场的腐败丛生，最终都通过层层转嫁给普通百姓。若以诗句为电影故事作结，"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千里荔枝苦"最为贴合。长安的幸运在于拥有李善德这样的执行者，但在现实中，类似的荒诞决策却层出不穷，甚至呈现出更怵目惊心的形态。当权力主体将目标异化为政绩符号或资本游戏时，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与系统风险的累积。《长安的荔枝》不仅彰显了影视创作的商业价值，更深层折射出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与关怀民众福祉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覆辙。

在权力体系中，成本呈现逐级转移的特征：权力顶端（皇权）只获取"妃子笑"般的利益回馈，权力中层（官僚体系）通过执行任务谋求升迁，而权力底部的民众则承受着全部的负面后果。这种现象印证了"成本外部性"理论，当资源的消耗成本未被决策者实际承担时，正如经济学所警示的，资源将面临被过度使用的风险。

在马伯庸构建的《长安的荔枝》世界里，李善德凭借对数字的敏锐洞察与无数次实验，制定出精细化策略。然而，这样的"技术奇迹"背后，实则是将基层的艰辛负担转嫁为表面成就，揭示出盛唐繁荣景象下潜藏的资源过度消耗的隐患。

当代社会同样面临类似的荒诞决策困境，只不过表现形式更加隐性。10年前的广西柳州曾上演过一场典型的"政绩工程"闹剧：2016年该市轻轨项目以"城市形象提升"为由启动，规划7条线路、总长226公里。然而施工方在未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的情况下强行开工，最终因资金断裂于2022年全面停工。2024年带拆除了部分已建墩柱，彻底暴露出"未批先建"的违规本质，更导致柳州累积176.95亿元隐性债务，有两个相关官员因此被调查。

这种将建设成本转嫁给城市发展未来的行为，与小说中李善德耗尽驿站系统资源完成荔枝转运的逻辑异曲同工。在《长恨歌》的叙事框架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困境，更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本应用于教育医疗的公共资金，被迫填补政绩工程的财务窟窿，最终所有代价都要由纳税人承担。

恒大汽车的案例更具警示意味。2019年该企业高调宣布投入450亿元建设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却完全忽视行业发展规律。在许家印主导的盲目乐观情绪下，企业打着造车概念疯狂融资，至2025年相关业务负债已突破700亿元，多个子公司相继破产。这种无节制的扩张最终演变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大量投资者与购房者承担了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金融风险。

这种将成本转嫁的行为模式在《长安的蔗》情节中已显露出深刻的社会隐喻：当资本为逐利而漠视风险，权力为虚荣而罔顾现实时，二者本质上都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蚀。正如杨国忠强令李善德确保荔枝"色香味"完整，现代商业场景中的外卖平台同样通过巨额补贴争夺市场，导致商家陷入利润困境。以单笔30元订单为例，商家需承担约40%的服务费用与补贴成本，综合利润率往往不足10%。深圳王姐猪脚饭店的案例更具代表性——其堂食15元的小份猪脚饭，在扣除平台补贴、佣金及物流费用后，实际到手利润不足10元，而食材成本已高达10元，几乎陷入零利润状态。更严峻的是，部分商户为应对成本压力，选择降低原料品质或缩减餐品分量，这不仅引发消费者差评，更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经营危机。

外卖竞争的加剧导致堂食客流量锐减，部分以堂食为核心业务的餐饮门店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据餐饮设备回收从业者反馈，近期主动出售经营设备的商户数量攀升，多家老字号因持续亏损选择关闭门店。这种现象与《长安的荔枝》中通过行政指令将成本转嫁民间的逻辑形成互文，揭示了当市场主导权向少数主体集中时，往往会对产业链上下游产生负向传导效应。

从根源上构建成本约束机制是破解此类系统性危机的关键。无论是古代长安城因皇室需求引发的民生困境，还是现代柳州轻轨建设中的财政失衡、恒大汽车产业的连锁崩塌，本质都是成本外部性失控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通过制度设计明确成本承担边界，让市场参与者在享受收益的同时承担相应义务，才能避免将公共资源转化为少数主体的私利。

马伯庸作品中主人公李善德在窘迫处境中坚守职业操守的叙事，恰为现实提供启示——唯有建立包含道德底线与制度规则的价值体系，才能有效遏制因利益驱动产生的负外部性蔓延，实现资源使用效率与社会整体效益的平衡发展。

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核心在于厘清"成本归属"。如同为"荔枝运输"建立清晰账目，将驿站损耗、百姓劳役等成本纳入皇室"消费成本"范畴，现代项目决策亦需在启动前核算完整的"全周期成本"——柳州轻轨若能提前公示隐性债务对民生投入的影响，恒大汽车应如实披露亏损对投资者的风险，外卖平台需将商家的真实成本纳入运营考量，诸多荒诞事件或许就能被避免。决策者的权力必须与对应成本形成绑定：操弄政绩工程者需为债务承担责任，参与资本游戏者须为亏损结果买单，平台运营者则要保障商家的合理权益。若能借鉴历史教训，如杨国中亲自赔偿驿道损毁的代价，"三日达"的指令或许不会被轻易发布。唯有确立"谁决策、谁担责"的制度铁律，方能打破"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恶性循环。最终，发展的本质应当回归"权责对等、风险共担"的理性框架。《长安的荔枝》揭示的深层警示在于：当成本持续转嫁给无辜群体，即便盛世表象也终将崩塌。坚守成本归属的伦理底线，才能使每项投入真正服务于民生需求，让每位决策者时刻面对达牟克利斯之剑的考验。那些"高举高打"的项目泡沫终将消散，它们不仅留下烂尾工程与断裂资金链，更透支着公众对发展的信任——当民众目睹百亿投入化为废铁，当投资者发现"改变世界"的承诺不过圈钱噱头，当餐饮商家在平台规则中挣扎求生，社会发展将面临集体质疑。唯有回归经济常识，确保每一分投入匹配真实需求，使每一个决策经得起时间验证，才能避免重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覆辙。让发展目标切合实际，让执行过程可控可测，切莫让清风拂过荔枝树，让豪言壮语最终成为空谈。